安度晚年还是欢度晚年:老年人的旅游与主观幸(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42]张恺娣,姚远,郭平,王莉莉.中国城乡老年人社会活动和精神心理状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43]CHEN S C,SHOEMAKER S.Age and cohort effects:the America
[42]张恺娣,姚远,郭平,王莉莉.中国城乡老年人社会活动和精神心理状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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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作为成功老龄化衡量维度之一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已有研究普遍认为,老年人在闲暇时间的活动即休闲活动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1]466。然而,对休闲活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日常休闲活动,对在日常生活环境之外开展的旅游活动的针对性实证研究屈指可数,并且都见于发达国家,样本量较为有限且大多为正在参与旅游活动或拥有丰富旅游经验的人群,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是老年人参加旅游活动之后的即时情绪体验,即主观幸福感的情感面向。鉴于此,本文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以基于中国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考察老年人旅游活动对其主观幸福感认知面向的影响,以期完善该议题的理论认知,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1 文献回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发布的《关于老龄化的9个事实》,2000年至2050年期间,全世界60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将从11%增长到2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从6.05 亿增长到20亿。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实使得成功老龄化的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被视为衡量老年人成功老龄化重要维度之一[2]56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亦成为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最早由国外心理学家在20世纪中期提出[3],作为心理学的专门术语,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4]。此后,该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并常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等概念互换使用[1]467[5]。对老年人来说,主观幸福感是评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6],也是除生理功能、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之外衡量老年人成功老龄化的又一个重要维度[2]57。在诸多可能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活动水平是一个尚存争议的因素。关于活动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和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脱离理论由Cumming和Henry提出,他们认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选择退出积极的活动而转向寻求内心的满足[7]。通过停止参与休闲活动和社会角色,老年人可以获取更高的生活满意度[8]。与之相反,活动理论则强调参与、活动和社会认同,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而且老年人日渐增长的可自由支配时间为其保持较高的活动水平提供了机会,这种高活动水平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不可或缺[9]。大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活动理论[10-15],但这些研究绝大部分考察的是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活动,即围绕居住场所开展的、日常的、花费相对较少的、可达性相对较高的活动[16]283,如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养花种草、饲养宠物、做手工、上网等,对在居住地以外的环境发生、由一系列事件和活动组成[17]且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16]283的旅游活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针对性实证研究屈指可数(见表1)。表1 老年人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一览表根据表1,近20年来有关老年人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有限研究总的来说认为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有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这些研究开启了老年人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讨论并为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它们同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发展之处。首先,从心理学的本源来说,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面向:第一,情感面向,指个人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侧重于人们的即时情绪体验;第二,认知面向,指个人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当前生活状况做出的满意度评价[22-23]。从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及其数据来看,它们考察的或是老年人在旅游活动之后的即时情绪体验,如Milman、Wei和Milman,或是老年人对于旅游活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态度和看法,如Lee和Tideswell以及Ga?lle,这些研究所看到的,主要是主观幸福感的情感面向。然而,旅游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即时发生的,对旅游过程的回忆因向他人讲述旅途故事的瞬间所拥有的某种吸引力和内在回报而具有重要价值[24],而这种回忆与讲述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25],而且这种主观幸福感水平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8]170,因此,仅考察旅游活动对主观幸福感情感面向的影响对于理解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有必要考察旅游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面向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均在发达国家开展,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到两个城市或地区,总体样本量较为有限,且大多为正在参与旅游活动或拥有丰富旅游经验的人群,这也使得样本的代表性及相关结论的导出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因而难以确证老年人旅游活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如同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活动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那样能够支持活动理论。最后,已有研究基本上将老年人视为一个同质群体,忽略了其在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异质性,而关于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既有研究也往往集中于特定人群,缺乏人群之间的比较[26]253,这也使得对老年人旅游活动与其主观幸福感之关系的理解不够全面。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以老龄化处于较高水平并仍在持续上升的中国为例,利用覆盖全国28个省市的综合性调查数据,考察老年人的旅游活动对其主观幸福感认知面向的影响,并比较这一关系在不同的老年人群体之间以及老年人群体和中青年人群体之间的差异,以此勾画出老年人旅游活动与其主观幸福感之关系的全景,充实该议题的相关理论研究,并在老龄化状况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2 研究假设旅游活动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让身体和精神得到休息和放松,并为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实现提供空间[27],参与旅游这类值得回忆和富有意义的活动比消费物质产品更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28]。根据Uysal和Sirgy等对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的综述,大部分经验研究证实了旅游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26]253。对老年人来说,旅游是其打破每日常规、丰富生活经历、提高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1]473的重要方式,旅游所带来的新的尝试、体验和乐趣[20]259,有助于老年人提高社会存在感、实现自身价值,继而让其对自身更加自信,心理上更加愉悦[29],并最终积极地影响到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更进一步,相对于中青年人,老年人面临着健康、理想和社会角色的日渐丧失,而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性的活动,从旅游开始之前咨询他人、收集信息、满怀期待地准备行程,到旅游过程中与自然风景和各类人事的接触与互动,再到旅游结束后回忆旅程并与他人分享,为老年人提供了诸多社会接触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它们构成了良好生活质量的组成部分[30]33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31]。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大于中青年人。Dolnicar 和 Yanamandram 等、Dolnicar 和Lazarevski等指出,生活质量对处于不同生命节点的不同人群所意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旅游活动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也会因这些人群背景变量的差别而存在显著差异[32-33]。对老年人来说,主观幸福感不仅因个体自身的因素如年龄、健康状况、心理弹性等而有所差别,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30]32。其中,城市和乡村,作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两类区域,为老年人提供了生活环境和资源条件迥然相异的外部环境,由此,可能带来老年人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标准及旅游活动对其主观幸福感之影响的差别。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城乡差异。3 研究设计3.1 研究区域与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在1999 到2000年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17 759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 89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3.32%和8.92%[34]。在201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60岁以上人口为22 182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 37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上升到16.15%和10.47%[35]。根据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中国1950-2050分年龄段人口(联合国中级方案)》,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以上,占中国总人口的30%左右。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的老龄化已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未来将变得更加严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老年人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等使得有能力参与旅游活动的老年人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全国老龄委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每年老年人旅游人数占全国旅游总人数的20%以上。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2016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为44.4亿人次,由此可估算出2016 年中国老年人外出旅游为8.88亿人次,平均每人每年出游约4次[36]。中国的老龄化及老年人旅游活动均保持较高水平,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实证研究机会。以往的研究对老年人的界定从50岁到65岁不等,本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定为60岁 数据与变量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2015 覆盖了全国28 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共完成有效问卷10 968份。去除缺失值样本后,包括全部人口的有效样本为8 757个,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样本为2 792个。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确切来说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面向,即个人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当前生活状况做出的满意度评价。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如下:“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是一种对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估,回答从1“非常不幸福”到5“非常幸福”,分值越大,主观幸福感越高。旅游活动水平是本研究的自变量,以过去一年中参与旅游活动的时间为测量,来自调查问卷中“您过去一年因度假和探亲访友而在外过夜的天数”,取值为0到5,依次是从未、1~5个晚上、6~10个晚上、11~20个晚上、21~30个晚上、超过30个晚上。分值越大,旅游活动水平越高。此外,基于学界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本文对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婚姻状况、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社会交往频率、积极活动频率、房产、城乡、居住安排、居住地区等变量进行了控制。其中,收入指个人年收入,将之取对数后放入模型;身体健康水平以自评健康作为代理变量,它是个体对自身客观健康状况的一种感觉和体验,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是一个有效和可靠的指标;心理健康水平以过去四周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作为测量项;社会交往频率指被访者与邻居和朋友社交娱乐的频繁程度;积极活动频率指被访者在闲暇时间社交/串门和学习充电的频繁程度;房产指家庭所拥有的房产数量;居住安排包括独居、与配偶共同居住及其他三类。其他变量的详细说明见表 研究策略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来观察老年人不同旅游活动水平下的主观幸福感;然后将主观幸福感视为定序变量建立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在控制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身心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情况下,考察旅游活动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接下来,在模型中加入旅游活动水平与城乡的交互项,通过交互项的显著性,考察旅游活动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别;最后,在包含全部样本的模型中加入旅游活动水平与年龄组——包括中青年人(18~59岁)和老年人(60岁以上)两个年龄组——的交互项,考察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老年人和中青年人中是否存在差别。4 研究发现4.1 描述性统计本研究的变量描述见表2和表3。2 792个老年人样本中,男女占比分别为47.6%和52.4%,城乡占比分别为53.2%和46.8%。从表2可见,老年人总体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932,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值(3.974)略高于农村老年人(3.884)。就旅游活动水平而言,总体均值仅为0.619,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城市老年人的旅游活动水平(0.801)约为农村老年人(0.482)的1.7倍,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的城乡差别由此可见一斑。表3详细报告了老年人不同旅游活动水平下的主观幸福感。从中可见,随着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老年人“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合计占比从77.92%到95.24%,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合计占比相应下降,从22.08%降至4.76%。由此可见,旅游活动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向联系。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 792)表3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特征(N=2 792)4.2 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报告的是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身心健康水平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中可见,性别、年龄、房产、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积极活动频率、城乡、居住安排和居住地区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市老年人;与配偶共同居住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最高;在东、中、西部地区中,东部地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最高;年龄、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积极活动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上述发现,与大部分已有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37-40]。表4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注:1.显著性水平***P≤0.001,**P≤0.01,*P≤0.05+P≤0.1。2.变量后的括号中为参照组。3.系数后的括号中为标准误。模型2报告了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根据统计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0.138,P≤0.001),也就是说,假设1“老年人的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得到验证。模型3加入旅游活动水平与城乡的交互项以考察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模型结果显示,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效应(0.234,P≤0.001),且交互项具有显著性(P≤0.05),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存在城乡差别,假设3得到验证。更进一步,基于模型3的统计结果所生成的图1直观地展示了旅游活动水平分别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不同级别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中可见,首先,随着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发生比率逐渐降低,而且农村老年人的降低幅度大于城市老年人;其次,城市老年人“比较幸福”的发生比率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并没有因为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太大变化,农村老年人“比较幸福”的发生比率则随着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而略有降低;最后,随着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非常幸福”的发生比率都有提高,农村老年人从20%提高到40%以上,城市老年人从不足20%提高到约25%,显示出农村老年人“非常幸福”的发生比率的上升幅度大于城市老年人。总的来说,随着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在提高,但旅游活动水平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更大。这一研究发现,说明城市和农村确实对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差别化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城市老年人有很多社会参与的渠道,例如多样化的再就业机会、丰富的日常休闲活动设施和空间、政府部门和各种机构组织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志愿者活动等,与之相对,农村老年人受到发展条件的制约,主要的社会参与形式是“被迫劳动”[41],根据张恺娣和姚远等的研究,我国农村老年人有45.5%仍然在继续干农活,但同时有高达90.3%的农村老年人表示自己现在干不动农活了[42],在这样的情况下,旅游活动,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观光度假,无疑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逃离日常环境的社会参与机会,加上旅游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愉悦身心的功能,因而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大的影响。图1 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别(N=2 792)模型4基于全部人口样本(8 757个),考察了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中青年人和老年人中的差别。根据统计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旅游活动水平与年龄组的交互项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也就是说,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中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存在差别。图2 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年龄组差别(N=8 757)基于模型4的统计结果所生成的图2直观地展示了旅游活动水平分别对中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同级别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中可见,无论是中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发生比率均呈随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的态势,而且老年人的降低幅度大于中青年人;中青年人“比较幸福”的发生比率随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而略有上升,但其“非常幸福”的发生比率受旅游活动水平变化的影响微乎其微,而老年人“比较幸福”的发生比率随旅游活动水平的提高有所下降,但其“非常幸福”的发生比率随旅游活动水平的增加而得到极大的提升。总的来说,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老年人和中青年人之间存在差异,而且相对于中青年人,老年人的旅游活动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假设2因此得到验证。这一发现说明,相对于中青年人,旅游活动为老年人创造了更多社会参与机会,帮助其缩短了自身和社会的距离,从而改善了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中断而带来的消极情绪,并实现了主观幸福感的提升。5 结论与启示5.1 研究结论在全球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实现其成功老龄化,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老年人来说,是如同脱离理论所主张的停止参与休闲活动和社会角色、转向寻求内心满足那样“安度晚年”,还是像活动理论所提倡的通过各种活动积极参与社会那样“欢度晚年”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作为社会参与形式之一的旅游活动为例,考察了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补充:一是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大样本数据;二是聚焦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面向;三是进一步考察了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在老年人与中青年人之间及在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之间的差异。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显示,老年人的旅游活动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超过中青年人,而且这种影响在城乡老年人之间存在差别,旅游活动水平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城市老年人。上述研究发现与既有研究结论共同勾画出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全景,并与有关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一起共同支持了主张老年人通过提高活动水平来提升主观幸福感的理论 政策启示在全球范围内,老年旅游市场因其总量的可持续性及完美地规避了时间约束而成为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43],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中青年人,老年人虽然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时间,但同时也面临着除收入之外从身体到心理的诸多限制,前者如走路等基本行动能力,后者包括精神状态、心理障碍、安全顾虑等方面[20]256[44]。根据本研究的统计数据,老年人的旅游活动水平(均值0.651,N=2 792)不到中青年人(均值1.016,N=5 965)的2/3。基于此,本文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加大对老年旅游市场的关注,从制度建设、政策制定、舆论引导、产品开发、服务配套等方面着手,为老年人外出旅游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条件。例如,基于老年人出游时间不受约束的特征推出旅游淡季优惠政策,针对性地开发适合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特征的旅游产品,为老年人配备旅游过程中的医疗健康服务,完善老年人旅游保险配套措施,倡导家庭和社会对老年人旅游的支持等,从而实现被冠以“幸福”产业[45]之称的旅游业在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中的实至名归。特别是,考虑到旅游活动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程度高于中青年人,提高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对提升全社会整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更进一步,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的旅游活动水平(均值为0.482)只有城市老年人(均值为0.801)的60%,同时,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5)》,中国65岁以上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外出旅游的主要目的分别是:观光度假(城市74.7%、农村34.5%)、探亲访友(城市20.1%、农村32.3%)和健康疗养(城市3.2%、农村17.4%),也就是说,农村老年人参与观光度假的比例不及城市老年人的一半,但其探亲访友和健康疗养的合计占比却大大超出城市老年人,这可能与中国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社会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前往城市探访亲友或受农村健康疗养资源所限而前往城市寻求医疗帮助具有一定的关系,也反映出农村老年人的旅游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亲友即是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水平。由此看来,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旅游发展无论是参与水平还是需求结构都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农村老年人仍然是旅游市场中的一个弱势群体。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旅游活动水平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大于城市老年人。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和相关企业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的关注,并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开发产品、配套服务,以使农村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考虑到探亲访友是农村老年人外出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而探亲访友旅游是弱势群体获取快乐继而维持或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46],建议相关政策和产品可先从农村老年人的探亲访友市场着手 研究展望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理想情况下,主观幸福感应该使用统一的、具有建构效度的测量方式[26]256,以便各研究之间对话的开展,但受资料所限,本研究使用的测量是被访者对自身幸福程度的总体判断,而已有研究中,Milman、Wei和Milman使用的是包含24个维度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快乐量表(MUNSH),Kim 和Woo等使用的是由开心、生活质量、有意义等六个方面的指标所组成的整体生活满意度。事实上,这也是旅游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其次,同样受资料所限,本研究中的旅游活动水平指的是过夜旅游活动水平,并未涉及当日往返的一日游活动水平,而一日游可能是老年人受身体条件、收入水平、思想观念等所限而经常采取的旅游方式之一,而且,本文虽然发现了老年人旅游活动水平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对当中的影响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上述问题,有待未来更加深入地研究。参考文献[1]KIM H L,WOO E J,UYSAL exper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elderly tourists[J].Tourism management,2015,46:465-476.[2]任立山,骆宏,范为群,蓝戈文.成功老龄化多维度评估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4,30(29):17-20.[3]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7(6):1-8.[4]SHIN D C,JOHNSON D M.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78(5):475-492.[5]GILBERT D,ABDULLAH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4,31(1):103-121.[6]张伟,胡仲明,李红娟.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6):71-75.[7]CUMMING E,HENRY W old: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M].New York: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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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旅游与摄影》 网址: http://www.lyysyzz.cn/qikandaodu/2020/1027/711.html